从一项技术的突破，到一家企业的崛起；从一个产业的构建，再到为国家在全球前沿科技竞争的关键领域中，奠定基石、设立标杆。这正是这位新时代科学家与企业家的终极使命。
作者丨赵春雨
图片丨受访者提供
什么是“原子猎人”？一个能把万物拆到原子级，再重新拼成新世界的人。
当所有人都在遵循“理所当然”的规则前行时，总有少数人，敢于掀翻既定认知的桌案，去追问事物最本真的模样。苹果落地，有人看见果实的成熟，有人却看见引力的本质；行业常态，有人安于遵循，有人却执念于突破——这种对“本质”的极致追逐，正是创新者与平庸者的分水岭。
在超材料这片曾无人问津的领域，刘若鹏就是这样一位“掀桌者”。
2026年4月，《商界》记者独家专访光启创始人刘若鹏——这位习惯被称作“刘院长”的科学家、企业家。他在超材料领域凿出千亿赛道，以一场极致的成本革命，将航空航天装备从“小众艺术品”拉回“规模化工业品”，用实力诠释了“原子猎人”的坚守与颠覆。
采访伊始，当记者循着行业惯例，谈及超材料的航空级强度、耐高温涂层等“硬指标”时，刘若鹏却笑着打断了这段常规叙事。他的语气温和却坚定，一句话让会议室瞬间安静：“你们看到的叫超材料’，我看到的是一堆原子结构。”
没有商业话术的圆滑，只有科学家的纯粹。
“名字不重要。钛合金也好，复合材料也罢，都是人贴上去的标签。本质就是原子怎么排列、怎么运动、怎么相互作用。你把标签撕掉，它就是一大堆原子。”这段对话，让记者瞬间想到了“原子猎人”这个称号。他眼中没有“超材料”这个闪耀的标签，只有标签之下，原子排列与相互作用的本质。这种近乎偏执的纯粹，与对商业话术的“免疫”，让人在一瞬间感到诧异，随即恍然——这并非“疯狂”，而是顶尖科学家“追问第一性”的本能。显然，他属于后者。
这个被认为在美国拥有无限前途的科学家，为何在2010年选择回到中国从零开始？他想了想，反问记者：“你觉得一个科学家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记者愣了一下。这种问题，平时没人会这么直白地丢回来。
“发顶刊？拿大奖？功成名就？”他摇了摇头，笑容里带着某种近乎天真的认真：“没那么复杂。就跟求神一样，最朴素的那个——看见本质。”
2012年，成立仅两年的光启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到深圳考察的第一家企业；14年后的今天，他再次给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到闭嘴的答案——按公斤卖飞机。
上篇：人类对“苹果”有两种凝视，一种是神话的，一种是科学的，而刘若鹏属于后者。
拆掉所有学科的墙
敢于掀翻既定认知桌案的人，在旧规则的守卫者眼中，往往显得格格不入。但这正是创新者与平庸者之间的分水岭。
当年那个砸中牛顿的苹果，如果落到现在的实验室里，大多数人看到的是“水果”“纤维”或“糖分”，而刘若鹏看到的则是电子云的分布与量子纠缠。在他的认知里，“苹果”这个名字只是人类为了方便而贴上的标签，其本质是一堆原子结构。
这听起来像是哲学系的呓语，但正是这种呓语，构成了他颠覆性创新的源头。
采访聊的第一个话题是“138.2亿年的故事”，如果让你讲述宇宙从诞生到如今的完整历史，你会怎么讲？大多数人会循着教科书的分科逻辑：先讲物理，再讲生物，最后讲历史。
但在刘若鹏的认知体系里，这种学科划分，只是人类为了方便学习而人为搭建的“围墙”。“138.2亿年的宇宙演化，若以时间为轴，会横跨多少学科？”他反问记者。
从宇宙大爆炸、红移定律、微波辐射，到太阳系诞生、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恐龙灭绝，再到人类祖先智人与尼安德特人的智力博弈，直至农业革命兴起与中华文明起源。这一漫长的叙事链条，横跨了宇宙学、物理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生命科学、人类学与历史学等多个领域。
这究竟属于哪一门学科？没人能给出明确答案。
“当你试图用一个统一的逻辑去解释万物时，你会发现物理、化学和电子学描述的往往是同一件事。”比如，绝缘体和导体在物理上表现为电子是否被束缚，在化学上表现为共价键和金属键的区别，而在微电子学里，它们对应的就是电容和电感。当你把这三者的墙全部拆掉，你会发现它们本质上是互通的。
这种“本质思维”源于他在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混合班接受的独特教育。1983年出生于陕西的刘若鹏，从小学习成绩优异，对各个领域充满浓厚兴趣，尤其痴迷于那些尚未揭晓的未知技术。
9岁那年，父母因工作调动前往深圳，他亦随家南迁。彼时的深圳正值狂飙突进之年——新股认购的狂热、高科技展览的炫目、旧城与新厦的交替，日日上演。尚在小学的他，仿佛被猛然推入一扇新世界的大门，第一次意识到“科学”二字不只是课本上的铅字。
2002年，刘若鹏被保送进入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那段经历对他影响至深：“不同于常规的专业教育，混合班的教学内容包罗万象，我们当时学的是全世界所有的哲学观点。”
乔布斯在里德学院旁听书法课，10年后让Macintosh拥有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具备多种字体的个人电脑；马斯克从宾大拿到物理学和经济学双学位，才得以在特斯拉和SpaceX之间自由切换“第一性原理”与“成本核算”。刘若鹏的竺可桢学院混合班，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版的“通识教育实验”——它不培养专才，而培养“狐狸型”的认知捕食者。在越来越强调“T型人才”的今天，光启的崛起或许证明：真正的颠覆者，从来都是“π型人才”——至少有两条腿深深扎进不同领域，才能在跨界处发现无人之境。
回忆起当年，刘若鹏的语气中带着一种怀念的骄傲。各种关于人类认知、理论科学等内容，在他们面前一一铺陈，既有正案例也有反案例。这种教育让他学会了冷静地审视一切，不被表面的名词所迷惑，也让他练就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宽广视野。
正是这种通才教育打下的底子，让刘若鹏在跨界中找到了自己的锚点。他本科毕业后获得美国杜克大学研究院全额奖学金，进入电子工程系攻读博士，从哲学课堂到电磁实验室，从看本质的思维训练到高等电磁理论的精密演算，混合班拆掉的学科之墙，在这里变成了一条通幽的曲径。
也正是在杜克，一个念头击中了他。
彼时超材料领域刚刚兴起，学术界还在为微观与宏观的边界争论不休，年轻的刘若鹏却看到了更底层的东西——上帝可以用微观结构造物，决定宏观材料的性质，那人类为什么不能自己设计微观结构，造出上帝都造不出来的东西？
这个念头朴素得近乎狂妄，20岁出头的他，一头扎了进去，深度参与了全球超材料物理理论的早期研究工作，成为全球超材料基础研究赛道的核心参与者与早期开拓者之一。
一团“乌云”与两座“大山”
但彼时，没人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怎样一条布满荆棘的路。第一道坎，被他称为“一团乌云”——一个根本性的哲学问题。
超材料的核心理念是“微观结构决定宏观属性”。那么问题来了：微观和宏观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什么算微观？什么算宏观？1纳米？1米？10微米？100微米？还是大到像杯子这样的尺寸才叫宏观？
在当时的科学领域里，“微观”和“宏观”只是一个定性的说法，从来没有一条定量的红线。没有人能说清楚：跨过哪条线，你就从微观变成了宏观。
这团“乌云”，直接威胁到超材料的定义本身——如果设计的人造结构，本质上已不属于微观尺度，而是宏观尺度的堆砌，那么所谓的“超材料”，不过是常规材料的简单组合，没有任何创新价值，整个概念都可能被证伪。
更糟糕的是，当时已经有实验现象出现了“非物理”的异常结果——有人做出来的东西，曲线怪怪的，既像微观又像宏观，学术界为此争论不休。没有人能证明超材料是正确的，也没有人能证明它是错误的。刘若鹏唯一能做的，就是去开发一把“尺子”——一个能够明确界定微观与宏观边界的数理方程。
于是，他重新推导了微观物质如何构建宏观材料的全过程，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制出了这把尺子：哪些结构真正属于微观范畴，哪些结构实际上已经跨过红线变成了宏观堆砌，哪些结构处于“半人半兽”的过渡状态会有什么样的属性——全部可以在理论上画出曲线、做出预测。
他说服了自己，也证明了超材料不是伪科学。当乌云散去，两座更大的“山”，又横在了他的面前。
第一座大山，叫作可制造性。
既然要用人造微纳结构替代天然分子结构，首先要解决的是微纳结构的制造问题。早期，行业普遍采用光刻机制造微纳结构，但光刻机的局限十分明显：最大只能制造指甲盖大小的样品，而刘若鹏要做的，是立体、曲面、几米甚至十几米大的工业级产品——从实验室样品到工业级量产，这是技术走向商业的第一道鸿沟，也是很多前沿技术“叫好不叫座”的核心症结。
平面的微纳结构，怎么变成曲面的宏观产品？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此外，光刻机的成本极高。一颗一颗地造微纳结构，再用它们去堆出一个宏观产品，成本根本收不住。而且微电子工艺也不是为超材料量身定制的，市场上现成的工艺根本搞不定——刘若鹏后来不得不自己定制特殊的微电子工艺，这也为光启后续“垂直整合”的商业模式埋下伏笔：只有自主掌控核心工艺，才能打破成本与产能的双重束缚，实现商业化落地。
第二座大山，叫作可设计性。
当你把大量形态各异的微纳结构密集排列时，其电磁响应的计算复杂度极高，以至于麦克斯韦方程都陷入不可解的困境。整个研究在当时几乎“卡死”在这里：不可制造，也不可设计。
但超材料的真正需求不是“有了一个结构去算它的响应”，而是反过来——“我想要一个特定的功能（比如让光绕着走），需要反解出这个材料里面每一颗微纳结构应该长什么样”。
怎么办？用AI来“猜”。
2008年前后，还没有“AI”这个词，只有“机器学习”或“统计学习”。刘若鹏注意到，蛋白质折叠领域也在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要从氨基酸序列反解出蛋白质的三维折叠结构，薛定谔方程不可解，于是他们放弃精确求解，转而用算法来“猜”——学一堆已知解的结构，然后预测未知结构的能量最低点。
这个“猜”字，在科学方法论上堪称一次静默的革命。从牛顿的确定性宇宙到量子力学的概率云，从欧几里得的公理化体系到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人类对“确定性”的迷恋正在被“概率性”取代。当精确求解不可行时，用统计智慧去逼近真理。
刘若鹏把这个思路搬到了超材料上。他在2008年创新性地将AI算法引入超材料设计，把微纳结构的设计当成一个随机过程，用贝叶斯统计、机器学习来处理。他设计了一件“隐身衣”，通过6000种不同的微纳结构按特定序列排列，用AI算法反解出来后，连夜手搓光刻等设备，历经整整一个月的艰苦鏖战，完成全部测试。
这就是他在2009年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宽频段隐身衣”论文。这项研究成果背后的真正突破——不是做了一个隐身衣模型，而是从根本上解决了超材料的可设计性问题，开创性地破解了麦克斯韦方程反解的百年难题，实现了从“发现材料”到“设计物质”的科研范式变革，引发全球轰动。该成果作为第一篇用AI算法大规模设计超材料隐身衣的开篇之作，引用已超过1700次，《自然》杂志评价他的论文“对材料学来说具有白天与黑夜般的颠覆性意义”。
这不仅是一次理论上的创新，更是一场“AI+物理”的设计哲学范式革命——从“基于经验的摸索”跃迁至“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精准预测与创造”。正是这种将第一性原理思维与前沿计算智能相结合的远见，为超材料从理论走进工程现实，铺设了第一条数字轨道，也为其后续的工程化与产业化奠定了最核心的方法论基础。
下篇：如果有一天，飞机不再按架卖，而是按公斤称——你猜一公斤要多少钱？不到4000元。
一幅年画
或许在点击发送键的那一刻，刘若鹏就知道这篇论文会掀起大浪。
2009年下半年，他最后一次走进五角大楼，没错，被美国“盯上”了——因为其低可探测技术已经卡在瓶颈几十年了。美国提出足以让任何科学家心动的优渥条件，同时也有一个要求：“关起来”。
“关起来”三个字，在2009年的语境里，是一种比金钱更诱人的承诺——它意味着进入美国国家实验室体系，意味着终身教职、顶级设备、无限经费。
虽然在美国的学术研究前景一片光明，但是刘若鹏博士不满足于超材料只是停留在概念阶段，他深知超材料产业化对于国家之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于是他毅然决然买了一张单程机票，于2010年回到祖国的怀抱，全心投入超材料工程化与产业化的历史任务。
他把这次回国戏称为“从零开始”，这个比喻带着几分自嘲，也藏着几分悲壮。
2010年，刘若鹏拎着行李箱走出深圳机场，没有鲜花，没有接机的人群。彼时的深圳虽已繁华，但在尖端科技领域，依然是一片等待开垦的荒原：“说起超材料，基本上没人听得懂你说啥。”
只有“干”这一条路。
他带着几个同学，在深圳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开始了“从0到1”的创业。
最初，刘若鹏想做的是那些“人类从来没有过的东西”。但他很快意识到，一项颠覆性技术要落地，必须先找到一个具体的应用场景，让市场“看得见、摸得着”。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超材料最直观的一个功能——平面聚焦电磁波。
当时，国内农村正在推进“户户通”工程，让偏远地区的农民能看上卫星电视。传统的解决方案是在房前屋后支一口“大锅”——抛物面天线。那东西笨重、丑陋，刮风下雨还要调试。
而超材料的神奇之处恰恰在于：一个完全平面的结构，就能实现抛物面的聚焦效果。刘若鹏的团队把这项技术做成了“一幅年画”。农民只需把它贴在自家外墙上，年画上印着喜欢的图案，对着它接上一个小头，就能清晰接收卫星电视信号。
不用架锅、不占地方、美观实用，这听起来，无疑是“户户通”工程的完美替代方案。
几个人就挤在一辆小破车里干活，钻进地下车库做电磁波测试，他们是科学家，也是工程师，更是实验员。最折磨人的不是条件艰苦，而是一次次“自我颠覆”：明明理论验证和实验都顺利通过了，最后做成型实验时，样品突然爆炸。
实验室受损，前期所有努力归零，一切推倒重来，刘若鹏记不清有多少次这样的“前功尽弃”。
300多个日夜，第一代超材料成功了，刘若鹏带着这幅“年画天线”进了国家示范工程，演示效果很好。可到了真正要铺开推广的时候，一个冰冷的现实砸了下来——成本。
传统“大锅”批量做下来，一个大约30元。而刘若鹏的“年画天线”，因为要用到特殊的微结构设计和工艺，成本硬生生做到了200元。6倍多的差距，即便有补贴，也不可能长期覆盖这个差价。
示范可以，规模免谈。多年后回忆起这件事，刘若鹏的语气里没有懊恼，只有一种被市场狠狠教育过后的清醒。这是他将超材料技术从实验室推向市场的第一次关键试水。他深刻地知道了，科研品与产业化的区分。技术可以很性感，但商业必须很理性。他明白，只有将成本降至用户接受的底线，技术才能转化为真正的价值。
当然，这是所有技术创业者必经的“死亡谷”——从实验室到市场，距离不仅仅是物理空间，还有成本结构。
这幅年画最终没有贴进千家万户。但它让刘若鹏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产业化的路上，成本从来不是配角，而是另一个主角。
但这幅年画没有白做，有个人盯着它看了很久，问：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用到尖端装备上面去？
刘若鹏说能。
此后，光启正式开启了超材料的研发、产业化之路。从光启全球首条超材料中试生产线正式投产，构建上中下游全产业链工程体系，再到成为中国独有超材料技术的核心研制、批产单位。可以说，刘若鹏成为中国超材料产业化的领军人。
诺基亚和苹果的区别是时代
在光启成立15周年大会上，刘若鹏现场展示了光启发展路上的一长串数字：累计完成11.72万张设计图纸，搭建54.5万个数字仿真模型，撰写超材料设计技术文档7.74亿字、FO（制造指令）38亿字，积累实测成像图220万条、实测曲线8000万条……
数据不会说谎，这一长串的数据正是光启对产品的自我迭代——1.0超材料到4.0超材料的印记。
以“年画”为代表的第一代只解决了电磁功能，几乎没有力学承载能力。要装到尖端装备上，门都没有。更致命的是其可制造性，成品率只有20%～30%。
刘若鹏带着团队，在“失败——重来”的循环中反复挣扎，产品交付量始终极低。在当时的行业环境中，这样的成品率已算优秀，可刘若鹏是个“爱较劲”的人，他不愿浪费宝贵的材料，更不愿让这项颠覆性技术，始终停留在“小众应用”的层面。
可研发这件事，往往越想快，就越要慢下来，甚至停下来反思。
最终，刘若鹏叫停了项目，选择重新定义每一道工序，像外科手术一样把产业链拆开又缝合。经过无数次推倒重来，第三代超材料终于同时解决了力学性能和可制造性，能够满足一代装备的基础需求。
按常理，可以躺在成果上接订单了。但刘若鹏说：“新的事物总会突然出现，与其被迫改革，不如我现在就开干。”他没停，直接跳向第四代。
如果说前三代是初级阶段，那么第四代则是超材料的真正革命，其从“功能机”推向“智能机”，整个装备表面不再是分区的天线，而是全传感器阵列，可以动态切换通信、探测、干扰等功能。
从实验室的“样品”到生产线的“产品”，是科技产业化最凶险的“死亡谷”。刘若鹏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垂直整合，全链自主。他坚信，没有设计和工艺的主权，就没有创新的自由。
为此，光启累计定制开发了不同设计和规格的超材料零组件19845种，配套验证试验零件12102件，涉及原材料9431款，其中自研定制主料189款。在完全非标的生产工艺方面，累计完成复杂下料图20946张、Layout图纸37237份、FO38亿字，规划工序工步145万道；在硬件配套上，用到非标设备4641台、非标工装14994个，累计完成150万平方米的光刻作业。
在产品打磨的同时，刘若鹏还打了一场成本革命：物料采购支出降至5年前的45%，人力支出降至63%，管理支出降至19%，整体综合运营成本降至44%，产品价格比行业普遍低30%～50%。这不是靠压缩工资砍出来的，而是从数字化经营、垂直产业链、自主设计制造到设备工具创新的系统性重构，是“血与火换来的重大成果”。
成本优势，是科技企业规模化落地的核心竞争力，尤其是在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领域，成本控制能力直接决定了市场份额的大小。
2021年，国内最大的超材料智能制造中心投产；2022年，光启拿到近20亿元订单——中国超材料产业化历史上最大一笔。2025年，光启全年实现营收20.46亿元，同比增长31.32%；净利润6.87亿元，同比增长5.37%，连续7年实现业绩稳步增长。
刘若鹏解释说，这一切来源于光启的三个朋友：最极致的性能、最极致的成本、最极致的交付。
随着株洲905基地、天津906基地、乐山106基地陆续建成和投产，光启的产业化布局将进入全新阶段，彻底打破超材料的应用局限，将技术拓展至更多新兴领域，为蜂群无人机、智能网联汽车、人形机器人等产业，提供核心技术支撑——多领域布局，既能分散单一领域的市场风险，又能挖掘新的商业增长点，让光启的商业版图持续扩大，从单一的超材料供应商，升级成可以赋能各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底层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
在低空经济领域，光启推出全球首款超材料无人机，该无人机不仅在电磁性能、结构强度和耐久性等方面更具优势，同时降低了机体重量，使装备的关键指标获得大幅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智能网联汽车领域，2025年9月16日，华为鸿蒙智行首款旅行车享界S9T正式亮相，凭借光启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汽中心）联合设立的“汽车紧缩场联合创新实验室”，成功获得“全球首个整车通信性能S级认证”，实现了全球整车通信测试“零的突破”。
长期以来，智能汽车通信测试面临传统近场测试无法覆盖整车级验证、远场测试需数百米开阔场地难以工业化应用的“卡脖子”困境，行业缺乏统一的高标准体系。
光启将其服务于航空航天尖端装备的超材料紧缩场检验检测技术跨界迁移至汽车领域，在联合实验室中打造出覆盖整车全尺寸、全频段的测试环境，通过航空航天级紧缩场与高精度多维度转台，模拟超过1万个角度的信号，实现对整车通信性能的全场景、全维度精准评估。
享界S9T在该体系下的测试表现极为突出：信号强度及通信有效范围达业界平均水平2.8倍以上，网络连接恢复速度超10倍，从而斩获S级认证。此次认证不仅填补了全球智能汽车整车级通信性能测试的技术空白，更标志着智能网联汽车通信检测正式迈入“紧缩场标准”新纪元，推动中国在全球智能汽车检测规则制定中获得关键话语权。
一系列的落地产业化应用，让光启在超材料领域逐步领跑全球，将一众海外巨头甩在身后。
如今，光启联合1919家上下游企业，构建起中国超材料领域的完整产业链；旗下拥有一大批超材料专业人才；在专利方面，累计申请专利6000余项，稳居全球首位。
飞机按“公斤”卖
尽管以上都足以让任何一位科技创业者骄傲一生，但真正让他眼里有光、言语中带着不容置疑底气的，是那句“按公斤卖飞机”。在光启的超级制造基地里，这句话早已从狂想变成了日常。
“我们制造的飞机，端到端的综合制造成本会大幅降低，每公斤约3000~4000元。”说这句话时，他脸上没有丝毫炫耀，只有历经风雨淬炼后的平静。这份平静，源于对技术的“垂直死磕”，源于极致的成本革命。
在传统航空航天领域，一架飞机、一枚火箭的诞生，需要设计、材料、机加、热处理、装配、检测等二三十家甚至上百家供应商层层外包，整个产业链冗长，成本居高不下。
而在光启的数字化平台上，企业只需要提出一个构想——无论是一架无人机还是一台特种机器人——光启的“超级大脑”都能从数模自动生成数百页制造工艺，AI自动编程、自动排产，全链条在同一个体系内无缝跑通。客户不再需要面对数十个供应商的协调噩梦，只需要等待按公斤称重的成品交付。
这是刘若鹏最骄傲的事：把航空航天装备从“艺术品”变成“工业品”，从“项目制”变成“产品制”。
他骄傲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终于撕掉了“昂贵”“不可复制”“只能服务于极少数量”的标签，开始有能力像卖钢材一样，为整个中国尖端工业提供确定性、低成本、大规模的制造能力。
同时，这份骄傲里带着一种近乎悲悯的急切：眼看着国内商业航天的差距愈发明显，而光启恰好拥有弥补这道鸿沟的“钥匙”，他恨不得把这把钥匙塞到每一个实干者手中。
光启从来不是一个追逐商业风口的企业。他没有做过消费电子产品，没有去消费电子红海里拼价格——尽管以光启的制造能力，做这些事轻而易举。他选择了一条更难、更慢、更孤独的路：做体系性的颠覆，做底层生产力的重塑。
采访最后，刘若鹏反复强调：光启的平台，愿意开放给所有做航空航天、低空经济、商业航天、机器人的企业。“只要你有想法，我们就能帮你实现。你不需要去应付层层外包，不需要去跟二三十家供应商扯皮。你把目标给我，我从设计到制造，一站式输出成品。”
这不是PPT，是强大的七大能力平台、19845种超材料零组件、38亿字FO、4641台非标设备、86亿元的超材料产品交付——是已经跑通了的现实。
尾声
2010年，刘若鹏放弃海外优厚待遇，选择回国创业。这不仅是个人职业的转折，更是一位科学家将知识献给祖国的初心和起点。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光启时勉励其“争做新时期的钱学森们”，这句话从此深深烙刻在光启的基因里，也坚定了刘若鹏“科技报国，产业兴国”的决心。
他以颠覆性的前沿技术和产业链为纽带，不仅构建了“一总部五基地”+八家专业子公司的协同网络，更联合1919家上下游伙伴，共同构建了一个紧密协作、能力互补的超材料产业共同体，将最初服务于尖端装备领域的技术成果，系统性地拓展并赋能至智能汽车、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多个先进制造领域，为其提供端到端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推动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这意味着，在刘若鹏博士的蓝图里，光启的使命远不止于打造一家成功的企业。他的视野始终锚定在国家科技自强与产业安全的宏大坐标上。他所带领的，是一场旨在夯实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锻造“新质生产力”的深层实践：从一项技术的突破，到一家企业的崛起；从一个产业的构建，再到为国家在全球前沿科技竞争的关键领域中，奠定基石、设立标杆。
这，正是这位新时代科学家与企业家的终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