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发院张丹丹教授关于灵活就业的一则公开采访,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主流舆论是批评的,当然也会有一些替张教授辩护的人。张教授是一个在劳动经济学方面造诣不浅的经济学家,也不是两手不沾阳春水,做了不少前线调查。照理说呢,不应该犯这么大的错误。
张教授的错误究竟在哪?
张教授的错误并不是理论上的错误,而是沟通上的错误。当一个经济学家接受公开采访时,需要注意的并不仅仅是他说的话在经济学理论上有没有错误,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关注如何让听众、观众正确地理解他的理论和观点。张教授犯的错误就是沟通上的错误。
单纯从劳动经济学的理论来说,灵活意味着一种福利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但经济学理论是描述在众多假设限制条件下的一个理想环境,然后在这个理想环境中推导出结论。现实生活不存在这样的理想环境。把理想环境中的经济学理论简单应用到现实中,就会闹大笑话。
首先,经济学上的福利的概念和大众理解的福利完全不是一回事。其次,灵活是一种福利这句话的前提条件是 - 其他条件没有发生变化。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把我现在的周工资除以40,计算出小时工资。然后在工资总额,劳动保障等其他条件不发生变化时,让我有一个灵活选择权。可以选择是一周工作5天8小时,还是3天工作每天13.3个小时,还是4天每天工作10小时。这种灵活选择权确实是一种福利。
而且,我会愿意为这种福利付出一定代价。比如说我工资降低5%,换取这个灵活性,我八成是愿意的。但是如果在给我灵活选择权的同时,把我工资砍掉2/3。或者砍掉一半,我就不愿意了。工作时间灵活这种福利对我的价值可能是10-20%的工资。
对其他劳动者其实也是一样,如果同样每个月到手8000元。工作时间相同,工作稳定性也相同,也都给上社保,你是愿意去送美团外卖挣这8000元,还是愿意在工厂流水线上拧螺丝挣这8000元?很可能大多数人的选择也是去送美团外卖。中年失业三件套,有开滴滴送外卖,没有去工厂拧螺丝。
所以,张教授的问题是,她没有把灵活是一种福利这个观点的前提条件和公众沟通清楚,就抛了一个结论出来。大多数灵活就业的人口,他们选择灵活就业并不是一种主动选择,而是无法获得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他们在灵活就业和固定就业之间并没有选择权,或者条件差别很大。在这个情况下,因为灵活获得的福利远远无法抵偿因为其他条件的损失而损失的福利。
如果一家企业宣布全员实施弹性上下班,员工肯定兴高采烈,都认为灵活是福利。但如果我本来在写字楼上班吹冷气,现在烈日之下骑着电动车送外卖,挣之前几分之一的钱。然后听有人说灵活是福利,我肯定要骂娘。两者都没有错,只是前提条件不同。
如果经济学家写一篇论文,受众只是学术圈,这种理解上的区别可能还无所谓,受众能理解。但是当你接受媒体采访,把这个信息传达给大众的时候,你就不能假设你的受众都是经济学家。你不能认为你不阐述前提假设,所有人还能理解你说的话。因此,张教授被舆论批评,她自己也是有责任的。
这并不是张教授第一次引发舆情。应该在2023年。张教授在媒体发过一篇文章,说中国的青年失业率最大是46.5%,而不是公布的不到20%。也引发了非常大的舆情,纽时,华尔街日报等多个西方媒体引用了这个数据,批评中国政府隐瞒真实失业率。互联网上也是各路神仙纷纷表演,说张教授是勇于揭发真相的良心经济学家。但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
张教授的算法是直接把16~24岁人口中的躺平不找工作靠父母养的非劳动人口,计入失业人口,张教授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应该很清楚。统计上对失业率是有非常清晰的定义,而且是全世界基本统一的。躺平不找工作的人都不算在失业人口里。
如果细看,其实中国政府对失业率的定义,比欧美日还松一点。在欧美日,如果一个人躺平四个星期不找工作,就会从失业人口中剔除掉,算到非劳动人口里。但在中国,一个人需要躺平三个月不找工作,才会从失业人口中剔除。换句话说,如果是完全拉齐标准,中国按美国的标准统计失业率,中国的失业率反而应该更低。
张教授说的那些躺平的、被父母养的、不找工作的人,在所有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学统计中,都会定义为非劳动人口。计算劳动参与率时,会考虑这些人,但计算失业率中不会考虑。如果用类似于张教授的方法计算美国16~24岁人群的所谓的“失业率”。美国的数字也很惊人,应该也是在30%~40%之间(1880万非在校生中只有1200多万就业)。美国人啃老的比例少,这个口径的“青年失业率”确实比中国低。
张教授作为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应该很清楚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也应该很清楚如果把那个46%写成失业率的话,会在大众舆论场造成多么大的误解。但张教授在一篇非学术的媒体文章中,仍然把这个数字抛了出去,而且并没有给太多解释。
当然,在上次舆情浪潮中,张教授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她被海外媒体连番报道,被舆论场捧为良心。同时,张教授的职业生涯也没有受到影响,顺利地升成正教授,当上了副院长。我不知道张教授之前的发文是有意还是疏忽,但很明显她没有吸取教训。这次又在媒体采访中抛出一个理论上也许正确,但是实际上会引起巨大争议的观点。和上次不一样,这次舆论场对她的态度就比较负面了。
有些学者认为,写学术论文的时候需要谨慎再谨慎,定义要定义清楚,不能引发误解。但其实对大众沟通的时候,需要比写学术论文更谨慎。因为学术论文的读者是学者,是和你在一个圈子,有共同语言的人。但大众却是多种多样的,从小学文化到博士都有,各种政治观点也有。在和大众沟通时,格外要注意定义准确,有事实依据,尽可能不要引发误解。
简单一句话,我认为张教授这次说的话在理论上没有错。但是没有完整地把事情说清楚,引发了误解。同时这个毛病,张教授不是第一次犯了,只是上次没有受到舆论场的惩罚。
我反对网暴张教授,但是我也认为张教授在这一次的舆情事件中,确实犯了沟通上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