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挺：AI时代最需警惕的，是“双重K型”分化

陆挺系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在AI几乎主导所有议题的当下，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给出了一个格外冷静的判断：这场全球AI超级周期固然会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但它同时可能让中国已经存在的分化变得更加严峻。

陆挺长期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对房地产、货币政策与全球资本流动都有持续观察。在本期腾讯财经《经济大家说》栏目中，陆挺谈了谈AI产业格局、宏观经济影响、区域发展，以及最近同样受到关注的黄金价格变化原因与趋势展望。

关于中国在全球AI版图里的位置，陆挺的判断很直接：“中国现在处于第二的位置，第一是美国。”他说，“我们要承认，也要看到美国在AI这一方面的领先”，但中美之间的差距“可能也就在六个月，最多不超过一年”。

他也谈到了中国的几个优势。一是算力和电力，中国的电力供应比美国高很多，也稳定很多；二是产业链，中国在这些领域的产业链比较完整，相对美国也有一定的优势；三是人才，如果统计本科毕业生最后输送的顶尖AI人才数量，中国甚至还要远远超过美国。

综合这些条件，他认为中国能够跟美国形成一个非常清晰的G2格局。

不过对于市场的乐观情绪，陆挺没有简单地贴上“泡沫”的标签。他反复强调一句话：“我们对经济的分析，要独立于股市上面的情绪。”

“我们不能低估，但另一方面也不能高估”。他还提醒，不要被出口的高增长迷惑。由于中国高度依赖进口高端芯片，AI带动的芯片价格暴涨，“对中国整体而言反而造成了贸易条件的恶化”。

谈到怎么办，他把话题落到了独立自主上，并且认为最关键的突破点在于光刻机。他一方面主张要尽量把自己放在全球产业链一起发展的格局之下，多向别人进口设备和材料；另一方面也强调不能过度依赖，需要像当年“两弹一星”那样，做出自己原创性的、突破性的工作。

陆挺谈得最多、也最担心的，是分化的问题。

他提出了“双重K型”理论：房地产下行过程中，中国已经形成了两个“K型”，一个是居民之间收入财富差距的扩大，一个是一线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差距扩大。而AI时代的到来会使这两个“K型”更加明显，它们的方向几乎是一致的。

他特别指出，AI和过去的互联网、电商不一样，可能不会带来同样的红利外溢。“当北上杭深的大模型给中低线城市提供服务时，这些城市因为购买了服务，反而会替代掉本地的就业”。他表示这并不是想危言耸听，只不过这是一个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对于武汉、合肥、苏州这些因为早年芯片布局而受益的城市，他提醒不要盲目乐观，有些受益的护城河并不那么深。

最后，聊到黄金价格。陆挺解释今年金价的回调时表示：“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之前涨得太高了，它已经失去了基准”。

他指出：黄金现在进入了一个几乎没有锚的时代。看未来的金价，最关键的是看美国的赤字、通胀和美联储政策，以及大家对它未来赤字、未来通胀和未来美联储政策的预期。

以下为陆挺的精彩观点：

中国稳居全球AI第二

与美国差距最多不超一年

经济大家说：您提到在AI领域，全球已经形成了非常清晰的G2格局。能否描绘一下，这场全球AI超级周期，中国现在究竟处于哪个位置？

陆挺：如果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描述，中国现在处于第二的位置，第一是美国。我们要承认，也要看到美国在AI这一方面的领先。所以可以说，现在AI领域的格局是美国领先、中国紧跟其后，中国有自己的优势，美国也有它自己的优势，同时美国对中国实施了很多限制。

从大模型的角度来讲，中国的大模型数量排在全球第二，而且比排在全球第三的欧洲要高出好多倍。从表现来看，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差距可能也就在六个月，最多不超过一年。

另一方面，中国在AI方面有自己的优势，我认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优势是算力和电力。中国的电力供应比美国高很多，也稳定很多，未来在这方面的发展潜力也要好很多，尤其是在电网建设上。

像我们通过“东数西算”，在西部建设算力中心和数据中心，中国在这些方面拥有整个国内非常庞大、也非常优秀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这一点上，美国现在跟我们相比处于劣势。

第二个优势是AI和制造业的结合，甚至是和高端机器人的结合。中国在这些领域的产业链比较完整，相对美国也有一定的优势。

还有一个优势是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在AI人才方面也有自己的积累。这么多年，中国在高等教育方面，在计算机、数学、统计学这些理工人才的培养上，最起码是紧随美国的。如果统计本科毕业生最后输送的顶尖AI人才数量，中国甚至还要远远超过美国。

所以中国在AI方面拥有很多特别好的条件，能够跟美国形成一个非常清晰的G2格局。

市场情绪未必是泡沫

对经济的分析要独立于股市

经济大家说：您估算过2026年宽口径的AI资本支出大约是1.2万亿元，但市场情绪比这个数字乐观得多。您认为市场对AI的预期是否存在泡沫？

陆挺：我想也未必就是一个泡沫。

因为市场情绪往往不是根据这些实际数字来判断的，而是根据比如股市的表现，尤其是一些龙头AI企业上市之后股价的快速上涨，会带动这样的情绪。

市场情绪和我们比较冷静的框算，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过程，所以这两者之间其实并不矛盾。

我们之所以要做这些计算，主要还是在于，我们需要冷静地去思考AI对整个中国经济在短周期之内的拉动究竟有多大。我们不能低估，但另一方面也不能高估。我们对经济的分析，要独立于股市上面的情绪。

如果看美国那边，美国的AI投资量确实比中国大很多，它对美国股市、对全球股市的影响也很大。

中国这边无论是相对比例还是绝对量，确实都比美国小不少。所以AI对整个中国股市的影响，在我看来其实要比美国小一些。只不过过去这几个月，我们很难看到其他特别有亮点的地方，全球也都在关注AI，所以大家在关注股市的时候，主要精力可能都放在了AI上。

芯片价格暴涨恶化了贸易条件

独立自主要攻克光刻机

经济大家说：您提到中国AI投资目前仍高度依赖进口高端芯片，由此产生一定的“外溢效应”。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否也在倒逼中国加速构建自主可控的半导体产业链？国产芯片替代的进展，会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中国AI投资未来真正释放的空间？

陆挺：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关键。首先，从短期宏观经济影响来看，我们要做一个冷静的观察。

我之所以提这一点，是因为有些观察人士看到这几个月出口增速大幅上升，到5月份甚至超过了19%，就会得出结论说，AI大幅刺激了整个中国经济，通过外需对中国经济形成了很大的拉动。

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冷静一些。虽然这19%的出口增长确实跟AI高度相关，其中可以说一半是AI贡献的，但这个贡献主要来自价格的变化。因为过去这一年，全球的存储芯片价格大幅上升。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存储芯片出口并不是跟AI直接相关的，更多是因为国外那些高端芯片制造企业把产能用来制作AI相关的存储芯片之后，间接拉动了中国生产存储芯片的企业。

另一方面，我们看出口的同时，也要看进口。出口对中国是贡献的一方，进口那块不能说没有贡献，但我们在考虑进口的时候，要把中国自身的AI投资从中扣除出去。

中国是最大的芯片进口国，在高端芯片方面高度依赖其他经济体。所以我们看出口，更要看到过去这两个月进口的增速已经达到了25%以上。一来一去，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讲，目前全球AI所带动的芯片价格暴涨，对中国整体而言反而造成了贸易条件的恶化，并没有给整个中国经济带来多少正面影响。

至于对中国的启示，在目前的G2格局之下，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肯定是有所限制的，主要就是通过高端芯片这一块。

未来这几年，我估计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改善。这就使得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和别的国家不一样：我们确实要更多地强调独立自主。

在这个方面，我们要攻克很多困难。最大的难度就在于，这需要很长时间，需要很多人的努力，需要在一些关键瓶颈上取得突破，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太着急。

经济大家说：您觉得最关键的突破点是什么？

陆挺：在大的技术没有突破的情况之下，最关键的突破点还是在于光刻机。

所以我认为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还是要尽量把自己放在全球产业链一起发展的格局之下，和别的国家改善各方面的关系，多向别人进口，我认为很有必要。因为别人也在发展，进口很多机器、设备，还有一些中间的零部件和材料，能够缩短我们自己的研发过程。

第二，也确实不能过度依赖。我们需要像当年“两弹一星”那样，做出自己原创性的、突破性的工作。

04
最担心的是AI放大“双重K型”分化

经济大家说：您提到AI红利目前高度集聚在京沪深杭等少数城市。这种集聚效应在产业发展早期似乎是普遍规律。您认为随着AI进入更大规模的落地应用阶段，红利向更多城市扩散的路径会是什么？

陆挺：这种红利扩散，是我现在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以往的一些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多多少少都会有红利扩散的这一面。但我们不能因为以往是这样，就认为AI时代也会有类似的情况。有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会改变的。

所以我最近提出了一个“双重K型”的分析框架，甚至把房地产行业也纳入进来。

为什么呢？因为在房地产行业下行的过程中，中国已经形成了两个“K型”。

一个“K型”是居民内部财富和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个“K型”是大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在经济情况、财政税收、财富方面的差距拉大，也包括房价差距的拉大。

我之所以这么分析，是因为在我看来，AI时代的到来会使这两个“K型”更加明显，而且它们的方向几乎是一致的。它会进一步拉大人群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同时拉大城市之间的差距，而且拉大的方式和受益的城市几乎高度重合，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北上杭深这些AI高度集中的城市。

为什么呢？因为AI时代对人才、对资本、对技术的要求都非常高，这就导致相关资源高度集中到这些城市。

但还有另外一面：这些资源集中到这些城市之后，它们给其他城市提供的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替代性的，而不是互补性的。

比方说以前杭州有阿里巴巴这样的平台，北京有京东这样的平台，平台上可以有很多企业做生意、卖东西，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在阿里崛起的过程中，很多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惠的，我们看到了红利的外溢。

但在AI时代，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当北上杭深的大模型给中低线城市提供服务时，这些城市因为购买了服务，反而会替代掉本地的就业。

我这里并不是想危言耸听，只不过这是一个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世界各国大家都在担心。中国这边尤其值得担心，因为房地产行业下行的过程本身，已经导致一线城市和其他城市更大的分化，AI会使这个分化更加严峻。

这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分化越是严重，总需求，无论是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需求，都可能受到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担心，AI时代的到来对经济固然有正面作用，但如果造成“K型”分化、最后导致总需求不足，也会使正面作用打折扣。

经济大家说：所以您对红利扩散这一块，态度是相对担忧更多一些？

陆挺：我的担忧确实是有一些的。拿它跟之前那一波互联网时代、电子商务平台时代比较，跟房地产繁荣的时代比较，甚至跟前几年新三样，也就是电动车、电池、太阳能光伏繁荣的时代比较，我认为AI红利从一线大城市向二三四线城市的溢出效应，可能要小一些。

甚至我们会看到，这中间不仅没有正面效应，在有些情况之下还会出现我称之为虹吸效应或者替代效应的现象。

武汉、合肥、苏州受益于芯片布局

但护城河未必够深

经济大家说：我们观察到合肥在芯片与机器人、武汉在光学与传感器领域已经初步找到自己的位置。您认为这一轮AI浪潮对区域经济格局的重塑，和过去历次科技周期相比有什么本质不同？像合肥、武汉这样的城市，能否真正借助这波浪潮完成产业能级的跃升？

陆挺：首先，第一波受益的是有大模型的城市，北上杭深肯定是绝对的受益者。第二类城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从硬件配套的角度受益。

经过我们的分析研究和数据整理，我重点提了武汉、合肥和苏州这三个城市。它们之所以能在AI产业链上受益，是因为有之前的布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年的布局带来了一些间接受益。

比方说存储芯片，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存储芯片制造企业主要有两大公司，分别在武汉和合肥。它们受益于AI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主要是因为更领先的存储芯片公司把产能用在了制造更先进的、跟AI相关的HBM存储芯片上面，从而使这两个城市受益。

所以我能做两个推测。

第一，确实在北上杭深之外，有一些城市因为当年在芯片和其他AI相关硬件装备上的投资，也会受益。但另一方面，这些受益我们一定要谨慎对待。我们要乐观，要看到有些城市确实是受益的；

但同时也要看到，有些受益的护城河并不那么深。不能因为这段时间受益，就以为在整个AI时代都会受益，而应该不断往前发展、不断进取。

要知道，在AI时代，甚至像武汉、合肥这样的城市，某些领域也有可能被虹吸，它们制造的东西也有可能将来被别人替代。

经济大家说：这些城市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具备一条比较深的护城河？

陆挺：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个产业和企业进入的难度究竟有多高。

过去几年有一个例子，就是刚才讲的新三样。像汽车产业，最后中国很多城市都去搞动力电池，全国有六十多家能够生产动力电池的终端企业，太阳能光伏就更不用说了。这些领域不能说没有护城河，但护城河比较低。

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在一段时间的繁荣之后，就出现了太多投资、太冗余的产能，最后导致太阳能光伏和电池价格暴跌，从高点到低点可能跌了85%左右，也使得当年本以为优秀、本以为赚钱的一批投资，到后来甚至变成亏损的、成为累赘的投资。这些教训我们都要吸取。

当然在芯片方面，即使是存储芯片，我认为护城河都要比新三样高很多。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个领域不会有竞争对手、不会有挑战方。

毕竟，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一方面要努力往上攀升，另一方面也绝对不能认为自己在芯片制造、在存储芯片方面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实际上这方面差距还是不小的。

经济大家说：中美AI竞赛里，美国走技术壁垒路线，中国走开源开放路线。您认为这两条路线最终谁更有持续性？中国在哪个时间节点有望在高端模型上实现真正的突破？

陆挺：这两种路线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可能都会并行。

关键在于，给定我们都清楚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实际情况，在选择了这样一条路线之后，怎么尽量把它用好，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

很难分出将来的优劣，而且到最后甚至没有必要去比较优劣，因为大家都面对着不同的限制条件。

06 金价此前涨得太高已进入“高波动无锚”时代

经济大家说：2025年黄金在高利率环境下依然强势，让很多人认为“实际利率锚”这个传统定价框架已经失效。但进入2026年，随着美国实际利率从3月到5月持续上行，金价也从高位明显回落，两者的负相关性似乎又重新显现。您怎么看这个变化？

陆挺：我想这中间最重要的变化不是发生在现在，而是发生在过去这三年。

从2022年年初到2025年，全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疫情之后进入了高通胀，而这背后还有一层很深刻的因素，就是发达国家的赤字率居高不下。

本来应该出现的情况是，疫情结束之后，原来非常高的赤字率会比较快速地回到正常水平。

比方说美国，2020年疫情期间赤字率达到了GDP的15%，到2021年疫情几乎结束的那一年还维持在13%，之后一直维持在5%到6%左右。这个数字比疫情之前平均的3%高很多，而且现在大家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美国的赤字率已经不大可能再回到3%了。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变化。

美国是这样，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情况。

比方说欧洲后来碰到了俄乌战争、能源危机，现在还面临另一个问题：随着美欧关系出现一些恶化，欧洲这些国家都需要增加国防支出。所以将来欧洲的赤字率也会居高不下，美国那边现在是6%而不是3%。

于是全世界对这样的情况进行了一次结构性的认识调整。

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全球的国债收益率，也就是中国以外的美国、欧洲、日本，都出现了明显上扬，尤其在美国、欧洲，主要集中在2022、2023和2024这几年。也正是在那个过程中，我们看到黄金价格快速上升。

从理论上讲，以前我们甚至会说，一般情况下美国实际国债收益率、甚至名义国债收益率上升，对黄金价格是不利的。但那个时候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呢？大家都认为发达国家的赤字率会持续高企，将来不得不通过印钞、让钱越来越不值钱的方式，维持一个比较高的通胀率，来解决债务问题。这就是一个大的变化。

所以要去解释这个现象，最重要的变化就发生在那几年。这个结构性的变化实际上已经告一段落，不是说没有变化了，而是变化到一定位置之后，它不再继续变了。

于是黄金价格进入了一个新的区间，不再是1000到2000美金，而是可能3000美金以上，甚至4000、5000美金。至于在这中间究竟停在哪个点，实际上要靠市场的大众心理来决定。此前市场上有人预测金价能达到6000美金、8000美金，也有人说会回落到3000、4000美金，这些完全都有可能，所以它就进入了一个高波动的时段。

经济大家说：金价今年的下跌，您觉得最主要的核心因素是什么？

陆挺：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之前涨得太高了，它已经失去了基准。

原来在1000到2000美金左右，为什么长期维持在这个价格？因为黄金的生产价格就在1000到2000美金之间。过去这几年完成了一次价格的结构性调整之后，它就进入了一个几乎没有锚的时代。

所以这中间出现非常大的波动完全可以理解，不需要去找任何太复杂的原因。

而且我们应该避免这样一种逻辑推理方式：一旦看好黄金，就用一堆理由去支撑黄金价格上升；一旦下跌，就好像所有理由都不存在了。

实际上不需要理由，真正的理由就是我刚才讲的2022、2023、2024那几年发生的位移，也就是全球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未来通胀形势和未来赤字率形成了一个新的认知。

经济大家说：站在目前全球经济格局发展背景下，您对未来黄金价格怎么看？

陆挺：过去这一年多，如果有人问我黄金价格，我首先强调的一点就是高波动，我并不认为它有特别明显的趋势，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从投资角度讲，尤其是在境外，就要以美元国债收益率作为基准。

比方说现在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4.5%到4.6%左右，那么金价每年要上涨这样的速度，才能跟投资美国国债持平。

也就是说，黄金价格如果未来每年涨4.5%左右，其实并不算真的涨，只是刚刚和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打平而已。要知道你比较的基准是什么。如果用最简单的数学来算，72除以4.5，差不多要十几年才能翻一番，只有超过这个水平，投资黄金才算划算。

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投资黄金尽量不要用杠杆。因为这是一个高波动的时代，用杠杆会给你的投资带来很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