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第二代领导人集体决定进行改革开放，并建立深圳蛇口经济特区。当时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地缘政治格局，与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得一比。自60年代中期起，苏军便在中苏蒙边境进行部署，总兵力达到100万人，并装备了大量先进的火炮、坦克、装甲车以及步兵战车，还有强大的空军以及火箭军部队协同作战。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苏军加快了在边境的军事部署，对我进行强力威慑，导致北方边境局势极度紧张。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改革开放。同年11月，苏越签订了条约，在军事上结成了同盟关系，规定一方受到进攻时，另一方将提供支持。双方200余万大军在几千公里长的边境线上紧张对峙，一触即发。直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顺利完成对越自卫反击战并撤兵，气急败坏的勃列日涅夫与卡特总统通话抗议，并被警告不得动武，中苏边界局势才得以缓和。对于邓小平而言，改革开放就是将中国大陆的经济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对接。因此，与美国恢复邦交正常化是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也是地缘政治战略的优先事项。核心障碍和难点在于如何因势利导美国国内的政治和舆论，从而营造必要的民意和选情。

1.  尼克松功败垂成福特们回天乏术

当年，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愿意搁置中美关于美国协防台湾的核心分歧，于1979年开启中美邦交正常化。美国的动机始终摆在台面上，邓公小平们也完全一目了然。自尼克松因越战重负而宣布放弃美元金本位以来，美元于1971年与黄金脱钩，加之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共同引发了第一波高通胀。面对美元大幅贬值、石油危机以及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美联储不得不将利率提高至20%以上，导致美国经济在1975年进入衰退期。原本尼克松寻求任期内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希望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为美元霸权建立新的支柱，却因“水门事件”黯然下台，功败垂成。1975年11月30日，福特总统启程访问中国。访问期间，毛主席和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了福特总统。可惜的是，当时周恩来总理因病无法理事，毛主席的健康状况也已不佳，而邓小平的政治地位尚未确定。双方只是重申了遵守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两国关系并未取得新的突破。1977年吉米·卡特入主美国白宫，中美建交迎来了新的机遇。卡特的顾问班子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助于美国与苏联打交道时获得战略上的优势。此时，美苏争霸由缓和变为紧张，面对当时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美国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牵制苏联。此外，中国潜力无限市场对缓解美国经济危机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中美关系正常化是打开中国市场的重要前提。一些大财团的巨头发起与中国建交的签名运动，敦促美国政府尽快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卡特因此坚信：“增进交往、贸易，最后通过履行《上海公报》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是符合全世界和美国最大利益的。”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向美国提出了“建交三原则”，即：与台湾断绝所谓的外交关系，废除美国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以及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美国军事力量和设施。但由于台北在国会山拥有以色列之后最大的游说集团等各种因素的制约，福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无能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因此，直到卡特政府上台，中美之间仍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从卡特政府上台到布热津斯基访华前，中美就台湾问题已经在1977年8月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时有过一次正式的交锋。万斯在访华期间代表卡特政府向中国提出了在台湾问题上的“最高要求”，具体包括：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政府原有的工作人员在“非正式的安排下留在台湾”；《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失效”，而不是中方要求的“废除”。在两国关系正常化时，美方将公开声明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中方不进行反驳。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人民将不受影响地继续与台湾进行贸易、投资、旅行、科技以及其他私人联系。不过，由于认识到中国肯定不会同意在关系正常化后，美国继续对台出售武器，因此，万斯在这次会谈中没有直接提出对台军售的要求，而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表达了这一立场。最后，万斯还要求中方以会谈的内容作为谈判的出发点，与美方共同努力，解决问题，实现关系正常化。

对于万斯的要求，无论是首先与之会谈的外长黄华，还是稍后与之会谈的副总理邓小平，都予以了严词拒绝和强烈谴责。邓小平将万斯的要求归结为两点：第一，美国希望中方承诺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第二，美国想要一个不挂牌子的大使馆，但无论美国如何称呼，无论是否悬挂美国国旗，最终只能是联络处的翻版，甚至不如联络处。邓小平指出，美国必须清楚了解的一个事实是，美国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而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意欲控制台湾，阻碍中国人民实现祖国统一。因此，中国绝对不可能接受美国的方案。中美两国要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履行中方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可以按照“日本模式”处理自己与台湾的关系，但邓小平强调：“同意美国政府按照‘日本模式’本身就是中国对美国的让步。“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以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也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何时和如何解放台湾同样是中国的内政，不劳烦外部势力的干涉。”邓小平完全理解卡特政府面临的来自国会山的台湾问题压力以及相关的叙事：“你们说十分关注台湾的安全，而我们认为，中国人民自己应该比你们更关心台湾的安全。我们中国人民和政府自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在统一问题上采取适当的政策，但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邓小平还奉劝美方：“至于我们统一祖国的方式，让我们中国人自己操心吧，我们中国人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不需要美国朋友担心。”

2.        “大棋局”始作俑者棋逢对手

万斯访华后，卡特政府将精力投入到《巴拿马运河条约》、美苏关系和中东问题上，中美关系暂时被搁置。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卡特政府预期的那样发展。《巴拿马运河条约》直到1978年3-4月才得到解决，美苏之间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也一直没有结果。不仅如此，卡特政府认为，苏联利用美苏关系缓和的机会，在非洲大肆扩张，寻求战略优势。因此，卡特政府内部一些人开始主张改善中美关系，对苏联施压，迫使苏联更加“尊重”美国。1977年10月底，布热津斯基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奥克森伯格向中方表达了访华意愿，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并希望中方能正式发出邀请。11月3日，在副总统蒙代尔为离任的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举办的午餐会上，黄镇对布热津斯基的访华表示了欢迎。1978年3月17日，卡特总统最终决定让布热津斯基访华，并于4月26日正式对外宣布。在确定布热津斯基访华后，卡特政府调整了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1978年5月17日，在奥克森伯格的帮助下，布热津斯基草拟了一份卡特在访华期间就台湾问题发表谈话的指示。经过一些修改后，卡特批准了这份“指示”。该“指示”称，卡特政府“决心推进关系正常化进程”，接受中国的“建交三原则”，以及尼克松总统时期做出的“五点承诺”，即：（1）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再提及台湾地位未定；（2）美国不会支持任何台湾独立的活动；（3）美国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利用自己的影响，避免日本在美国撤出后进入台湾，也不允许日本支持台独；（4）美国将支持任何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不会支持台湾用武力收复大陆的企图；（5）美国将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美国了解台湾问题是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卡特政府将在前面提及的框架内寻求关系正常化，并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卡特政府在台湾问题方面的目标包括：正常化后继续对台军售。卡特政府认为，这是最根本的一条，既关乎国会认可中美关系正常化，也关乎其对台湾的承诺。正常化时发表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声明，并且中方不予以反驳；正常化后继续维持与台湾的经济、文化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5月20日至23日访华期间，布热津斯基先后与黄华、邓小平等进行了会谈，台湾问题在会谈中不同程度地被提及。其中，邓小平与布热津斯基关于台湾问题的会谈是重头戏。布热津斯基是美国冷战对苏大战略的主导者，曾著有“大棋局”巨著，是西方地缘政治的泰山北斗人物；他完全被邓小平化繁为简的智慧折服，面对面会谈后成为小平的忠实粉丝。返回白宫后，他对于邓小平赞不绝口，甚至引起了总统卡特的嫉妒。1978年5月21日，邓小平首次接见了布热津斯基，并与他就台湾问题进行了会谈。在此次会谈中，布热津斯基除了重申“美国已经下定决心”之外，还表示愿意接受中国的“建交三原则”，遵守尼克松政府提出的“五点承诺”，同时提出了美方的一些要求。邓公小平回应说：“现在的问题依然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已经下定决心，我想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经常说，解决问题有三个条件：断交、撤军、废约。中国不可能做出另外的让步，因为这涉及主权问题。如果美国政府认为时机成熟，并且已经下定决心，我们双方可以在任何时候签署关系正常化的协议。”被邓小平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的布热津斯基表示：“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而不是一个半中国、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个中国。我们也相信你们的“建交三原则”为界定我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框架。”

布热津斯基在沟通中表现得异常成熟老到，直截了当开诚布公了卡特政府面临国会山质疑台湾问题时的立场：“总统准备在国内承担政治责任，以解决我们之间的突出问题。他承认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你们的问题。我们处理双方关系的原则依然是上海联合公报、一个中国原则，以及‘解决台湾问题是你们的问题’的原则。”布热津斯基还表示：“如果美国能够对纯属中国内政的事务表示自己的希望或期望，希望问题能够和平解决，而不至于遭到明显的反驳，这将有助于减少国内的困难。这不是条件，也不是前提，这只是美国的内部问题。在这一环境下，问题将更容易得到解决。”邓公小平们因此完全理解了卡特政府恢复中美邦交的内政挑战，更是认可了这位国家安全顾问的专业和为人，决定为白宫团队化解国内反对派阻力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并将此作为首次出访美国安排的最优先事项。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看到，此次访华的布热津斯基代表卡特政府表示，美国已下定决心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并承诺遵守尼克松政府提出的“五点承诺”，在“建交三原则”的框架内解决台湾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向中国领导人展示了卡特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也正是如此，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邓小平对美国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声明采取了灵活的处理方式，虽然没有明确承诺，但表示可以各自以适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说，正是由于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展现的务实态度，才使得双方能够开启建交谈判，迈出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对于三起三落睿智的老江湖邓小平而言，如何确保对美外交关系正常后美方操盘手们不被国内政治危害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预防他们遭遇延安时期戴维斯们的被迫害排挤出对华决策圈，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的核心挑战。如何帮助卡特和布热津斯基们，能沽名钓誉中美邦交正常化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宠儿春风得意，成为宣布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对美外交的重中之重。

（未完待续）

孟凡辰博士2026年8月7日星期五于莱茵兰家中